叶建：你的亲人和朋友们等你回家！
一、叶建和我落户在忠县官坝区碾盘公社
叶建与我同是重庆市南岸区下浩民办中学（后来改名为重庆市南岸区第二半工半读民办中学，文革中改名为重庆市南岸区雷锋民办中学）的学生。他68级，我67级，他入校是1965年9月1日，而我1965年9月1日因所读广播校被撤，归并到了下浩民中；再加上我俩的住家在同一方向，放学要同很长一段路，虽然没有打过招呼，相互知道是一个学校的。
我俩真正认识是在1969年3月16日下午。我们乘坐的人民28号登陆艇行驶到高家镇时，我在甲板上无聊地转圈圈，碰到他迎面走来，彼此明白，我们是同一批下乡的知青。
1.7米瘦瘦的他，穿一身灰咔叽的中山服，眼睛鼓鼓的，在精瘦的脸上显得特别大；他的耳朵比眼睛更吸眼，是招风耳。他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你也是头一批？”我点了点头，他递了一支战斗牌香烟给我，我俩就贴着船栏边摆起来。
他告诉我，他住在上新街5号，是一栋两搂一底的川梪房，他家在二楼。父亲是南岸蔬菜公司的干部，母亲在道座厅糖果厂工作，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他还说，自己还有8个月满18岁，父母本不同意他走第一批，他自己偷着把户口拿到学校去报的名。为此，母亲还跑到学校来扯过皮，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当时为了动员知青下乡，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相结合，谁要对上山下乡政策有所反对，那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反革命，立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大势下，他母亲也只是伤心地哭了一场，回去默默地为他打点行装。
而他自己却抱着“身居茅屋，心怀世界；脚踩污泥，放眼全球”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做一个新时代农民的豪情壮志，要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战天斗地。说到此处，他情不自禁地对着长江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来，引来船上的其他知青围观。我一看大家那异样的眼光，赶紧离开他到船舱里自己铺位去，作下船的准备。
作者居住的保和寨
没想到，叶建落户的生产队与我落户的生产队在同一条岭上。这条长近20里、宽2到3里的山梁子，因大部分原住民姓刘，被称为“刘家岭”。他在靠碾盘公社那一头，而我所住的保和寨在邻近三汇区悦来场这一端。我们到碾盘公社去开会、赶场，都要从他家旁的大路过，由此下到梁底的沟里，再走上五六里路，翻上另一条梁子，就看见了公社的大礼堂，也就是官坝区碾盘公社所在地，我们之间相隔十多里。
下乡后第一个月的一天，公社召开全社基层干部及知识青年大会，传达县里有关欢迎知青的文件，也是布置夏粮抢播、小春抢收的动员大会。
在公社食堂吃午饭时碰到了叶建，他与本队队长在一起，看见我们，高兴极了，非要拉着我和黄健到公社小食店去吃“扣碗”(下面是红苕或洋芋，上面是几片羊肉)。因为我们与我队吴远先队长一道，觉得不太好；况且，下乡来接受再教育，就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食堂的菜是干青菜用温水发泡后煮米汤，一人一碗，米是自己带来给食堂换成米饭，一两米交一分钱，就算会议伙食。于是，大家就一人一饭一汤菜，坐在会议室长条凳上津津有味地吃“革命餐”。
下午是黄社长作“双抢”动员，无非就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目张，实践证明：什么地方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阶级斗争抓得好，什么地方的工作就做得出色，反之就做得不够好。要求各大队要迅速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如此这般的程式化会议结束。
回去的路上，叶建再三要求我们到他家去住，还告诉我们，他还有一个午餐肉罐头。因为午餐肉的缘故，我与黄健答应到他家去住一晚。
二、第一次听叶建讲马列主义
叶建落户在刘家岭下的七一大队四生产队，就在通向沟里长长石梯路的半中央，有块较大的平坝，平坝的外边用土墙修了个公猪圈，喂养了十多头猪，猪圈的那头有一眼很大的灶，三水锅煮猪食，这头是很大的粪凼，是生产队的肥料基地。隔堵墙便是他的住房兼灶房。
叶建曾住过的房子
新修的土墙房应有30多平方，锅里还泡着早饭后的碗筷。床靠最里面的墙，枕头旁有好几本书，其中有1962年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等等。
只有一本《外国民歌200首》引起了我与黄健的欣喜。“文革”中只唱八个样板戏及毛主席语录歌，慷慨激昂的音调天天唱，唱得干精火旺。十七八岁了，荷尔蒙躁动，很想听点抒情浪漫的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山楂树》是年轻人经常在嘴边哼哼的，没有歌谱，唱得有些跑调，而且能唱全歌的人太少了。黄健的笛子能吹“我是一个兵”的变奏曲，我的二胡也能演奏好几首刘天华的名曲。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节奏不是很准，但对着简谱还是能唱的。
叶建看我们对外国歌曲感兴趣，便唱了一首《三套车》：“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他一起声，便不同凡响，气足，音域宽，音调非常准，竟然还有点外国人的口音。特别的是，他的手势配着音域，面部呈现音乐表现的状态，哎呀，真有点专业，把我俩听神了。他又唱了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啊朋友再见”，我和黄健便与他合唱起来。
我们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回过神来，见门边有好几个半大的小孩在痴痴地听我们唱，心里得意极了，也感觉腹中饥火在燃烧。叶建赶紧到隔壁的公猪圈去抱了一捆松桠，于是洗碗、煮饭。晚间8时左右，我们才吃上饭。
那天的午餐肉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味道了。倒是乡村的春夜有些寒意，煤油灯忽闪忽闪之下，我们三人用他的被子把脚围住，他竟然口沫子翻翻地给我们讲起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讲马克思宣告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对工人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 这种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价来自于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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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不懂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他细细地阐释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工会导致人的片面化，它破坏了人的全面性，阻碍人的自由联合体的形成，因而工人必然会起来反抗，当社会矛盾进入了分配领域，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资本主义会灭亡……”
无论他怎样解释，我们受当时文化水平的局限，像听天书，但对于毛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明白和拥护的。当他激动地站在床上像面对万千听众一样对两个因为享受了他的午餐肉而对他心存感激的所谓新时代农民讲解共产主义美好明天时，我们却快要崩溃了。我们实在是困极了，不再应付他，呼呼地睡了。
我不知道他举着煤油灯倾听着我俩的呼噜，心里是怎样的愤怒。我天快亮时醒来，见他披着棉衣，歪倒在床的那一头，手里拿着一本书，已经睡着了。煤油灯在床边的桌上亮着，灯罩奇黑。
因为隔公社场有些远，近25里路，加上没有钱，我便不常去赶场，每天在生产队挣8.5个工分。到薅二道秧时，生产队小春试算，我挣得1020分，每10分为一个劳动日，暂按0.085元试算（要到年底决算才能知道每个劳动日值多少钱），我可获得8.67元收入。我已累计在生产队里分得嫩胡豆22斤、小麦56斤、大麦2斤、豌豆7斤、干胡豆9斤、绿豆8斤、麦屎屎（很小粒，用来喂鸡）1斤，折合85斤原粮。生产队按每斤0.1元给我核算，我应交给生产队8.5元，两相抵扣后，我净收入0.17元。
晚上，在保和寨地坝里，月亮当空照，凉风微微吹，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可分得几元钱、十几元钱。有的家劳动力强的竟然可分得30多元，首先留足小孩的书学费，再买那种0.26元一尺的土白布，用坡上一种小野生种子作染料将布染成蓝色，做成简易衣裤，欢天喜地去走人户。
当我盖了手印，领取了0.17元的角票时，悲哀极了。
我想起了齐世学，他是我重庆邻家男孩，因为文革没读初中，是所谓“超龄生”。我们下乡没几天，他就分配到一家国营企业工作，每月有18.5元工资，星期天不用上班，还有一套劳动布的工作服。我很惭愧，也很惶恐，照此下去，我全年的辛勤劳作，会有几元？几十元收入？一个快满18岁的年轻人能养活自己？知青第一年国家给补助每月30斤大米，还有煤油、盐巴的津贴，上半年小春分的85斤粮食和每月的30斤大米都吃得所剩无几，明年国家不补贴了咋办？
想想生产队农民把四季豆叶子合米糠做成小饼子，吃了拉不出屎的痛苦样子，我突然想起叶建讲的的“共产主义”，心里一亮，感觉一盏明灯挂在面前，前面的道路开阔起来，牛奶，面包都会有的……。我决定，下个赶场天去找叶建，讨教如何奔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关键是，这样累死累活地做，到头来还吃不饱肚子该怎么办？
三、第二次听叶建讲马列主义理论
赶场的头天晚上，我收工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叶建处。天已经黑完了，他正在做饭。知青都是晚间做一顿，管第二天的早、中饭，我就吃了他明天的早饭。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一下子感觉有了知音，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页——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是一个拉丁名词。共产主义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他激情满怀地对我说，我们正在走的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道路，只不过才走不到二十年，生产力还不发达。你看，生产队的土地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实行的共同劳动？劳动所获得的成果是不是共同分配？对吧？生产队是一个集体生产组织，在生产队的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集体的，没有一寸土地、一根苗、一滴水是个人的，我们大家做来大家分，就是队长也是为大家服务的，还要上坡做活。如果队长不是全心全意为集体、为社员认真工作，社员还可以开大会罢免他……
煤油灯下，他端着一大土碗菜稀饭，那红光的脸上冒着汗水，顾不上搽，眼睛里充满期待我认可他理论的精光。我似懂非懂，觉得没错，但是没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累死累活地做，还吃不饱肚子该怎么办？”
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牵涉到生产力因素，当前生产力是有些落后。”他又说，“只要我们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我们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在先进的生产关系带动下，我们的生产力一定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要不了多久，拖拉机就会在祖国的大地上突突地奔跑，田土会长出茂密的庄稼，打下的粮食吃不完。工厂的大烟囱会冒出浓浓的黑烟，生产出国家需要的机械。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人民的生活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他那高深的理论，逻辑严密且多专业术语，令我肃然起敬。我疑惑他怎么懂这么深的理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天才，几千年才出一个，难道他也有点天才？他比大队刘书记的理论还丰富，不！公社杨书记也不一定有他强。
我不禁有些崇敬地说，叶建，你将来怕是要当干部，到时莫把我们搞忘了！他很惬意地地抽了一口“朝阳桥”香烟，两个鼻孔像火车烟囱一样冒出长长的浓烟，淡淡地说：“干部很多是大老粗！”
那一晚我有些兴奋，我一直在想叶建所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能每天有顿白米饭吃就好了，最好是随便胀。
第二天，我俩早早地去赶场。沟里石板路的两边长着茂密的野草，草丛中的野菊花，黄的、绿的、紫色的，竞相怒放。他手舞足蹈地扭着身子，兴奋地唱着“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他一唱到“千家万户”我就与他一起“哎咳哎咳呦”，“把门开”“哎咳哎咳呦”。他还回过身来，对着我双手打着拍子，头一点一点的，像是舞台上的指挥。
多年来我都能完整地唱完这首歌，得益于他逐字逐句、每个音节地指导和纠正，而最后那两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打江山——”就只有他自己才有高亢的音域和饱满胸腔，才能唱上去，并完美地结束。他一唱完，跟在我们后面的社员和知青都热情地鼓掌。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一想起插队的日子，我就想起那瘦瘦的、有着非常灵活身子和激情的叶建同学，他的眼睛就像一泓清水，一望到底，那么单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赶场照例是先到公社门口的邮信代办室去问候“邮局西施”，看有没有家信。我父母没有文化，写信要求隔壁的杨医生，而杨医生在文革初莫名其妙地戴上“黑五类”帽子不再行医，靠卖黄泥巴求生活，白天多不在家，晚上回得晚，所以我的家信很少。
叶建的父母是干部，母亲还是行政干部学校的毕业生，有较高的文化音乐素养，想来他爱好音乐是得益于母亲的教诲吧！叶建基本每半月就会收到家里的来信，信里夹带5元钱，这样他每月就有10元的零花钱。倘若有其他的开销，母亲就单独给他邮来。所以在农村的日子里，他从未断过纸烟，如果他抽“经济烟”了，就去赶场，一定会收到母亲信和五元钱。
那天，他照常拿到了钱，去买了包0.25元的“战斗牌”香烟与赶场的同学分享，听各自诉说苦衷，然后毫无原则地相互安慰一番，三五成群到供销社小食店打个牙祭，就是吃个羊肉扣碗、半斤饭，然后再灌两碗不要钱的米汤煮干青菜汤，虽说已经胀到喉管，还是觉得没吃饱。
回生产队的路上我又有些沮丧了，叶建所说的“共产主义”要好久才能实现呢？两年三年肯定不行，如果十年二十年都实现不了，那怎么办？恐怕要不到十年二十年就饿得瘦骨嶙峋，还有力气开拖拉机？还等得到“按需分配”？
四、叶建的理论没解决我的问题，队长的话引出对过去的怀念
我在到生产队继续挣那8.5工分。割谷子时，队里见我跟大家一样天不见亮就下田，晚上星星上了天才回屋，给我的工分加到9分，心里要好受一些。收工回家，浑身像散了架，在煤油灯下煮菜稀饭，因为没有多余的碗，就用水瓢盛上满满的一大瓢，端一大碗到寨墙上，吹着凉风，连吹带喝，灌满肚皮，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倒头就睡。偶尔也做叶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梦，在梦里用特大的碗在水缸大的甑子里盖上“冒耳筒”放开肚皮胀。夜半，汗流浃背地被蚊子咬醒，眼前漆黑一片，感觉屋里的黑暗也足以吞没一切。乡村的夜静寂了，偶尔听到邻居鸡窝的鸡咕咕的，那些鸡可是农家的宝贝，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只能喂两只，邻人每天望着它生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煤油和盐巴。我经常和队长一道干活，他不厌其烦的教我各种农活，并给我许愿要是能牵牛犁田就能评10分，只要少赶场，个人做来个人吃，年底怎么也会落下几个钱。犁田？一天10分，一月就有300分，我很兴奋。谷子达完犁板田时我就扛着犁头跟他去犁田，观察了半个时辰，觉得没有什么难，可刚一牵牛鼻绳，那大咕牛就恶狠狠瞪着我，我右手扶犁，左手拿竹尖，想狠狠的打它几下，给它个下马威，还刚举起，它奋力往前一奔，咔嚓 ，犁脖子扯断，犁铧挿到田里，大咕牛拉着犁弯飞似跑，到田头跨上田坎就往回家的路跑去，队长紧跟牛跑，抓住鼻绳，把犁弯解下来，对着牛大骂起来，还打了几竹尖。大咕牛低着头，起劲啃地面的青草，我知道惹了祸，慌忙把犁铧抠出，呆呆的站着。
而后大忙节气，队长再没有教我犁田，我也一直没有评到10分，在我离开那年，因为搭田坎技术好，一天要搭上百来米，终于评上9.6分。我问队长这牛怎么这样认生？队长叹了一口气，“牛喂撇了，就默道吃，“一家一户时”，像这样犁坂田，每天都要喂两绰瓢胡豆，早上还要打个鸡蛋放到鼻孔处，它一呼就呼到肚子去了，牛就有力，也听话，现在人都没有吃的，哪有胡豆喂牛？所以牛不愿做活，就想回牛栏吃草。”我不知道这个“一家一户”是指什么？却知道了在那某个时期，农民是过上了好日子的，而后我在与队里的其他贫下中农干活时逐步了解到：1956年以前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以一定程度的联合劳动取代完全分散的个体劳动，且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土地私人所有权和家庭经营形式。农田的种植和收益在交足了公粮都归自己，所以那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生活也很稳定，家家有存粮，户户喂有大牲口，过年都杀大肥猪。我疑惑及了，50年代比现在好？有白米饭吃？个体单干比集体好？不是说“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我问唐中喜，这“一家一户”好，还是现在这样好？这唐中喜身体强壮，40来岁，解放前父亲被拉了壮丁，与母亲住在沟里的茅房垮了，母亲把他送到梁平县亲戚家，自己到地主家做帮工，直到解放他才回到家乡分得房。鉴于他家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土，被选为贫协组长。他没有读过书，年轻时给大户人家赶马驮运物质，跑过码头，见多识广，也是怪话连天的人，干部不喜欢他，因成分好，也就把他莫奈何。他一口就说“那当然“一家一户”好，那时天不见亮就上坡做活路，田土自家的，活路做得扎实，肯出庄家，粮食吃不完，包谷，红苕喂猪，那像现在，做活路打堆堆，都是些猫盖屎，原来我家那块田要打6挑谷子，现在4挑谷子都算好的，集体户养了些懒人……。”我把这些情况给叶建说了，他吸着纸烟皱着额头，做起深思的样子，半响，很严肃对我说：这是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方式，首先什么是小生产要搞清楚。所谓小生产，就是个体生产，就是以个人或家庭为生产、劳动、收入等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其生产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生存，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利益，从根本上说，个体生产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这由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属性和生产方式的自由属性共同决定。因此，从两个生产目的出发就必然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越来越差，生存难以得到保障，家庭或个人破产；一种是越来越好，利益得到了扩大，不再是家庭或个人生产了，而走向了雇佣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扩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最终发展到极点就是全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型。 因此，“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其实说的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变化过程，是私有制从自由发展走向垄断发展的必然历程。”他告诉我这是列宁说的，他还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说的那些道道我不懂，但多年所受党的教育，我知道“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城里，有邻居一家人没有工作，在上新街灯光球场外摆个圆簸箕，卖点“佼佼糖”及老阴茶，就被红卫兵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赶去挑石子，挖黄泥巴，与工农相结合后才又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来。想到队长和贫协组长还在迷恋“资本主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看来，下次在公社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会时，要认真听，记好笔记，不然，思想上沾染了资本主义意识那就完了。但是，怎么才能吃饱肚皮呢？饿着肚皮，没有气力，如何教育农民？看着叶建墙上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好像又增加了点信心。
当年我居住保和寨的土屋（左图）现修为石头屋
五、我差一点就成了火车修理工
1970年底，公社要我大队推荐一名男生去参加“政审”，据说国家要“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并重，开始有计划地从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一部分表现得较好的充实有关单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我有幸被大队选中。据说是有次公社田付书记到下面视察民情时，偶尔在路上看见我戴着烂草帽，提着耙梳在一块大田搭田坎，姿势优美，技术娴熟，质量上乘，而且田里只有我一人，背对着他们，专心致志，埋头干活，搭到田头才能爬上坎歇气。大队书记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便记住了。
我是第二年三月初得到区上通知去县医院参加体检才知道这天大的喜讯。当我从县医院体检回来，告诉叶建和黄健这次招工的单位是内江鐡路机务段，可能是修火车，他们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叶建淡淡地说，要是开火车我愿去，修车！没意思！黄健因为出身书香门第，很想子承家业，正动员母亲早点退休，好顶替当老师。那几天正忙着编辑他用尽脑汁，历尽多少个不眠之夜呕心泣血吟出的“长岭遗草” 诗篇，还经常用他高亢的嗓子摇头晃脑，极度夸张的表情朗诵着
他那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洋溢在他那青春活力的大背头上，对不是搞文字的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叶建讥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表现，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他放下臭架子，沉下去，完完全全和贫下中农结合，才能写出火热的革命诗篇。说着便又要进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我们赶紧叫他唱革命歌曲，叶建也觉得，已传播2年了，没见我俩有什么长进，估计应列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范畴，也就不与我俩一般见识，便唱起了“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
当他完全陶醉在激昂的旋律里不能自拔时，我们就静静的的望着他，等他唱完后，再要求他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样，我们就能合唱了。
六、火车修理工没去成，叶建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很快，公社来通知，因为心臓有问题，机务段不要我。原来以为我要走了，队里很高兴，两年前用10元钱租的两间小房就可以归还了；政府拨的安家费也不拿来修房了；再用不着带照顾性质的给我评9.6分了；我答应把旧衣服送给他们的承若兑不到现了。原本以为要跳出农门，回到城里的天桥却突然断裂。插队两年，为了早日出去，我拼命干活，总想多做点工分，为自己寻求前途，为家里减少负担，没想到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足使我得了如此的疾病，以后的道路，我很茫然。
而叶建晚上读书，白天睡觉，或者写读书体会，不放过任何场合地宣讲共产主义理论，经常把我和黄健的分分钱，加上他的块票，用来讲马克思理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什么“资本，利息，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 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一天到晚穷精神旺得很，经常给我们宣讲，我们听多了，对资本主义也有些麻木。生产队的农民因他不爱出工，对他也不满意，大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想去学习，理解，久而久之，便觉得，他讲的马克思理论不如田头多打几斤谷子管用。
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及其低落。心臓还真有问题了，隐隐觉得胸前有些不适，父母很作急，叫我赶紧回渝治疗。正好叶建家里也叫他回去，71年5月初，我们便结伴回渝。在船上，他安慰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没去机务段，还是好事情。我望着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他的理想远大，想上天去遨游，想有点作为，并非像我，就想找一个饭碗就满足的凡夫俗子。
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二院，我被一老医生给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当他写完病历叫我走时，我问他，不开药吗？他抱歉地笑了一下说：“心脏病”没有药医，只能多休息，这样吧，你到楼上的新医科去看能不能有点办法”。原来，医院执行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正要找病人做试验，用一棵小小的银针在病人的身上按中医的传统经络理论扎刺，用以达到缓解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医生说“心脏病”没有药医，我很悲哀，我才19岁，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医院问我愿不愿作试验，不收费，我没加思索就答应了。我便每天坐早班轮渡去医院，扎完银针就回家。叶建为安慰我，经常到我家来谈天，偶尔也叫我陪他到上新街涂山饭店喝点“五加皮”。
1976年公社在七一大队的五条索沟里办的“知青农场”知青返城后垮掉
七、叶建对经典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产生了疑问
记得是七月份的一天在上新街涂山饭店，我陪他喝“冰五加皮”。
我问他，现在解放这么多年，农民种粮食反而没有吃的，广安岳池来讨饭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多；城市里这么多人没有工作，天天跑到街人委去要工作，哪怕是打防空洞这样的苦累下力活，人们都争先恐后，托人说好话，争取去挣这1.16元，干上几天能挣点生活费，都兴高采烈；而我们在农村每天从天不亮干到太阳落坡才挣0.138元，为必一天劳动力就只值这？
这些问题他也回答不出，他说，通过这二年的经典著作学习也觉得有些问题想不明白，如“帝国主义是垄断，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导致阶级斗争，形成社会革命而出现无产阶级大革命，因此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一国发生，继而资本主义将走向全面死亡”。
可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走向修正主义，它的军队不断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流血事件，加剧日益严重国际形势，还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美帝国这20多年也并没有腐朽，垂死。
毛主席在九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而这个越来越广的革命过去的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现在还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际上敌人越来越多；在国内“九大”又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作为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老是在搞运动，在斗争中生活，弄得人人自危，这日子越过越困难，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不高，农民必然怀恋56年以前的一家一户的日子。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怎么才能实现？“如果长期这样，我们在农村战天斗地还有什么意义？”
那天的半斤“冰五加皮”和半斤熟脸嘴（卤猪头肉）把他的脸烧得红红的，冒着水汗。他说的在农村已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有些震动，联想到这二年多，因为在乡下的劳作，没有收入，每月都要父母给我寄钱补贴，这次回家治疗心臓病，中草药，单方，验方，整日熬药，全家人身心疲惫，我户口又在农村，家里多了口人，久而久之，米就不够吃了。我便有了办病退回家的想法。
扎了半年的银针，没有明显的效果。我带着医院开的“风湿性心脏病，不宜参加体力劳动”的证明回到生产队。大队和生产队很同情我，便叫我照柴山，每天在岭下的国有石牯牛沟里晃荡，防止有人以割牛草而偷盗林木。
如果生产队有人在沟里干活，我就不去，落雨天就非得要去，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柱根棍子，扛把锄头，发现有被雨水冲倒的小树就挖泥土把它重新栽好。由于照山，属于照顾性工作，工分就还原为8.5分。
八、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他有了新的思考
72年的春节，公社的知青基本都没有回家，听说国家要大招工，大家都想表现一下，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其实就是怕不在生产队，自己的名额被他人顶了。
一天中午，正准备做饭，叶建突然来了，头发乱乱的，左边脸有块青淤，衣服上不规则的泥痕，我很惊异，因他喜欢唱歌，通常衣服还是有些整着，今天咋会如此狼狈？
我让他他换了我的衣裤，他什么也不说，默默地烧火，大口地抽着“经济牌”纸烟。饭后我要到沟里去巡山，叫他跟我一道，他说头有些昏，要睡觉。晚上他才说，“王家全，龙家胜昨晚到他家，包里装了两只鸡，说是赶碾盘公社场买的，鸡的脖子被扭断了，我说，千万不要在我生产队偷鸡，我现在和队里关系非常不好，最好明天你们带回去吃”，他两人发誓说鸡是买的，怕鸡飞，才弄死的。明天还要去赶官坝场，带着两只死鸡，不方便，天黑了，离生产队还有十几里，风大，肚子也饿，路过叶建家就干脆来打个平伙。
叶建虽有些疑惑，还是答应了，没有作料，就放盐爆炒焖饭吃，两只鸡，三斤米，三人吃的腰圆肚滚，把鸡骨头和鸡毛扔在隔壁的公猪圈粪坑里。知青有个特点就是吃了饭不愿收拾碗筷，要下次做饭才洗涮。
第二天才麻麻亮，两人就急急忙忙赶场去了。叶建在呼呼大睡中，被吵吵嚷嚷几个社员推门进来闹醒，只见三队的何顺凤在大嚷，“叶建，你娃偷鸡偷到我家里，我那两只鸡每天生蛋是换（煤）油，盐的，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不然把你屋给车一转！”叶建睁开腥松的眼睛，见何顺凤一只手捏着锄头，一只手拿着铜头烟杆气急败坏的样子，一旁站着几个唧唧喳喳的社员，还没回过神来，一个社员说，“大家看，锅里还有鸡肉渣渣.....”，另一社员又用粪瓢舀出鸡骨和鸡毛来让大家看，叶建无话可说，默默的穿衣，坐在床边抽烟。大家要把他拉到公社去，还要捆起来.....叶建对我说，“我不能说是他人偷的鸡，也真没想到，他俩把邻队何家的鸡偷了，我也不敢说是自己偷的鸡，我想，他们找我赔，我就赔了算了”。没想到一个平时就对他有意见的社员突然抱着他的铺盖快步跑出门一下扔到隔壁公猪圈的粪坑里，何顺凤又一锄头把锅砸了，他冲上去，要抓何顺凤的锄头，大家就围上来拳打脚踢，整得衣服上到处都是泥巴，队长听到闹声跑来拉住大家。他说：我一想，铺盖没有了，锅也没有了，还怎么生活呢，就只有跑了出来。
叶建当年土墙屋。现水泥地为当年公猪圈，当年邻居刘俊国站立处。右边砖屋为当年为叶建土墙屋。
我知道，他说那两个知青落户在我队石牯牛沟对面的共和大队，平时就不爱出工，东串西跑，社员印象很不好，我和他们没有往来。而叶建家在赶场的必经路边，难勉有顺路知青去打尖歇脚。这也是队里对叶建有意见的原因之一。
我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他沉思了好一会说“先到万源我弟弟那儿去再说。”那一晚他没有宣讲他的“马列理论，也没有唱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只是一枝又一枝的抽烟。
第二天我要巡山照柴，邀他同去，一路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兴致勃勃地唱歌，左边脸那块青淤更加明显，清瘦的脸颊因为沉思，显得冷峻。在沟里小溪旁，我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那片茂密的国有虫树林，他突然对我说，我觉得，我们在理论上的运用上出了问题，你看，政治经济学明明白白地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力发展生产？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些？我说，“对呀！我们把田4犁4耙，精耕细作，早出晚归，一直都希望田土能多打粮食，可是光靠勤劳不行，要靠天老爷！老天不抽威，那怕你头累到土头去，也是王歘歘。”“农民不相信你那个“共产主义”他们认为能多分200斤谷子就是“共产主义”。眼前就是希望少交“公余粮”那怕少交点“余粮”就阿弥陀佛了”！
他盯着我，胸部起伏着，半天冒出一句话：“不对！不是交多少公粮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在当今生产力水平还低下的历史阶段，一味的拔高生产关系而不是去适应生产力水平，造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适应，进一步地打压了生产力的发展。
比如，现在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家出工一窝风，把锄把顶在下巴上吹咵咵，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样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他盯着我的眼睛，“你先前不是跟我说过：农民怀恋1956年以前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刚解放那些年，农民分得了田土和大牲口，家家把田土整治得利利索索，没有人督促做什么活路，自己就会安排，田边地角，屋前房后，那怕是只能栽一窝菜都不放过，家里劳动力不够的，请三亲六戚，隔壁邻居，犁田达谷，好酒好饭的招待，赶场天在一起喝点酒，大家和睦家……”
我不喜欢他的这些说教，我完全赞同农民所说的：多分200斤谷子，就是“共产主义”。我想，你的这些理论农民听了顺耳吗？你要天天跟他们一起做活，跟他们一样斤斤计较，他们才认可你，你那些理论，大队书记没说，公社干部也没说，你就是反了！按农民的语言，你是不想尅（吃）饭？我不想打击他，我只是觉得他脸上的青淤还没有消失，就忘了痛。
这几个月，陆续有知青被调走，我找过公社田副书记，他含蓄地说，身体有病推出去也走不了，倒还浪费一个名额。我也知道，哪个单位也不会要一个心脏病患者，唯一的办法是回城去！怎么回去？我不知道，我去问公社谢文书，他把着铜头烟杆慢踏西里的抽着叶子烟说：“只要对方开来接收证，公社马上就给你下户口，不然我给你下了户口，你上不起，回来生产队又不要你，到哪儿去舀饭？”我便到处打听，怎么才能有个接收证，父母没有文化，也不懂政策，一天到黑干着急。我也坚持，只要下力的活就不干，所以队上都巴心不得我快点走，少一口人分粮，每家可以多分一嘴。
下午3点多我又要去巡山，叶建不愿去，他就留下洗昨日换下的衣服。待到天黑我回来时他已经离开了。
原来，昨天叶建快天黑都没回家，房门大开，一片狼藉，他们队的队长细细一想，便有些害怕，赶紧找人把房子收拾干净，安排人第二天到供销社去买锅，把被子从粪坑捞起来，洗尽污垢，棉絮是不能要了，自己家里先借一床来铺上。
谁知叶建一晚上都没回来，这下，当天出手扔被子，砸锅的社员慌了，队长一面派人到本队出村口往官坝场和保和大队及共和大队三条道沿途问去，一面派人到公社汇报。公社才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正布置对《1971年中发26号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受党纪国法处分.《国务院发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通知》等文件执行的情况要例行检查。一听发生知青被打出走事件，也作急，派出干部随来人赶到叶建住处了解情况。
中午时分，派出三条道追寻叶建的人回来，其中沿三汇场追寻的人终于打听到一知青往保和寨方向去了，叶建队长知道保和寨知青是我，那公社干部和队长赶到我所在大队找到大队刘贤宽书记，于是一路数人到我家，叶建正在门口堰塘洗衣服，何顺凤和生产队长急忙拉着叶建赔礼道歉，队长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由生产队补上这二天工分，队里已派人在叶建家做饭，煮腊肉，熬坛杂酒，今晚大家向你赔礼，何顺凤也不再提鸡的事了。听我邻居二娃说，叶建起先坚决不回去，并说要到县知青办去告状，那公社干部就更作急了，说公社不出证明，你住不了旅馆，买不了车票，会被派出所遣送回来，今后，调工作回城就困难了等等一系列的话。
最后天要黑了，叶建想等我回来再走，那公社干部说他还要赶回公社去给田书记汇报，就叫我大队刘贤宽书记代公社表示感谢我对叶建的关心，也表示公社对我的感谢。叶建给我留了条，如果回来早，就叫我到他那儿去。
天已经黑完了，春雨潇潇，路很滑，我知道公社出面问题就已经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也放心了。而后，生产队的人与叶建的关系就彼此有些近而远之，客客气气，叶建出工的日子就更少了。晚上竟通宵达旦的读书，写学习心得。
九、我离开生产队时和叶建的谈话
我终于搞清楚办理病退回城的路子，先由生产队报告，并附上重医及忠县医院的病况证明，大队盖章，公社盖章，区上盖章，报到县知青办，再由县知青办寄到重庆南岸区知青办，1972年的7月初，我接到公社同意我作为“病残知青”退回原籍的通知。
我到公社办理完户口粮食关系后到他家去告别，他正在写学习体会，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一段是“当全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阶级就消亡，而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也将随之亡……”
我望着他那一泓清水的双眼，清瘦的面颊，被烟熏黑的牙齿，我真有些同情他。传统的所谓表现得好才能被推荐的模式已经被打破，全公社知青人人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讨好干部，为竞争那张“招工推荐表”有些家长，兄长甚至到公社来给领导套近乎，走歪门邪道。实在不行，要求父母提前退休，办理顶替，急急回城。
我早已归心似箭，一天都不愿呆，而他，看他翻看笔记，竟还是对我宣讲他的长篇大论，说越来越感觉到现在农村的政策出了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规律，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都是这一规律的作用所引起的。”“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是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一大二公的集体生产方式，大寨式工分计酬，束缚了社员的手脚，不能发挥社员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生产力更加萎缩，农民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已经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离了这块土地就无法生存，若遇天干，就是出去讨饭也得公社批准”。
“我作了调查发现：单干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产量历年递减收成提不高，农民实际生活水平还不如五十年代，人畜吃不饱，阶级敌人还愈来愈多，连天天喊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都成了敌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了，成了敌人，喊了多年打倒的美帝国主义，它的总统尼克松倒还跑到中国来表示友好？.....”.
我咬着牙齿，捏紧拳头，恨不得狠狠地一拳揍在他那瘦长而憔悴的脸上，我这才知道，刘少奇为什么会被整死？死不悔改！死不悔改呀！叶建，你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本本派，你说的这些理论有什么用？管你什么事？
我猛然想起一次公社的知青大会上，那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说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上了当，受了骗，吃了不读书的亏。所以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具体就是通读“马列六本书”。
来叶建生产队巡回辅导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工作组老邓同志，吃住在叶建家好几天，离开时提出给叶建算生活费，每天三角钱八两粮票，叶建很大方地说算了。那人还抽了不少叶建的纸烟，也看了叶建写的那些学习笔记，还表扬叶建学习认真，领会深刻，理论扎实，临走时还顺走了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可是在一次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上他居然很严肃指出叶建在领袖，导师的经典著作上批注文字是错误的，长此的批下去，有可能出问题，虽然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国家干部经过多年党的教育和学习都还搞不清楚领袖导师们的高深理论，都还在努力的学习领会，都不敢写什么评论，你一个知青，凭什么写这些？你有什么水平？我提醒你……
叶建愤怒及了，当即要站起来跟他理论理论，我和黄健赶紧把他拉住，而且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会完了，叶建的脸苍白，不说话，直到回生产队，他都没说话，我知道他恨那种假仁假义，恨那种俩面三刀，不懂装懂的家伙。我也认识那个老邓，据说是县粮食局的干部，40多岁，瘦瘦的笑眯眯的，还真看不出来。
我离开他时，他陪我走到七一、共和、保和三个大队分路的大柏树下，我告诉他，回去把那些书撕了送给农民裹叶子烟，他怔怔的说了一句，“必需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应当前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我走了很远，回头看他还在树下，我挥了挥手，大声叫他回去，天太热，注意休息。他没答应我，还怔怔的站在那大柏树下。
当年大柏树
后记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叶建是重庆南岸下浩民办中学最为积极响应这号召的同学，1969年3月16日在南岸玄坛庙河边的登陆艇拉响汽笛离开码头时，岸边船上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中，他站在船头上，任凭早春的河风吹弗他的头发，一副踌躇満志的样子，眼睛就像一泓清水，一望到底，那么单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在那天我们认识了，并且作了交谈，巧的是我们分在一个公社的相邻俩大队，因为是同学；又因为他喜欢读书，理论知识丰富；还为人大方，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开始他就与我们大家不同，抱着“雄心要与天地争”的豪情壮志，到农村来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他苦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只要有上几个人，他就讲解马列理论，讲解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那时，无论知青，农民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非常友善地分发廉价的纸烟，村民美滋滋地吸着两头一般大的纸烟，洋溢着满足的神色，而知青们就觉得这家伙“神戳戳的”。
在广阔天地里，知青们度过了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岁月，打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记。特别是叶建，最初当他所幢景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社会理论被农民认为不如“多分200斤谷子”管用时，他的心里是有些悲哀。他摇着头对我说难怪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两年后，他也逐渐觉得，他在所谓“经典著作”里学习的理论好像与现实差之甚远，他犹豫，彷徨，他觉得继续跟着这理论走已经看不到出路。该如何寻求方向，他不敢想，是要回到56年以前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小生产吗？他感到害怕，因为那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出来，不被打成是“三反分子”也要被说成“神经病”。
1971年铁路局招工时，他本来可以与另一知青竞争，当那知青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时，他立刻就向大队干部提出放弃这次机会，让那个同学先出去。
知青们在75年陆续通过各种门路走得差不多时，特别是他所在的大队七个知青只剩他一个人，孤独，寂寞，以往精神境界里支撑的经典理论既不能看到发展方向又不敢提出退回原点时，在矛盾与痛苦中他的精神便有些迷糊。他拭着变换原有的生活方式，据当时还在公社的范正权同学告诉我，公社只剩7个69年下乡的知青，大家走得很近，范正权有老大哥风范，经常带他出去玩，如有那种“擒嘴子”（偷鸡）“跳丰收舞”（偷蔬菜包谷类）的时侯；都爱护他，不让他去，而是派他在屋做其他事，逢到鱼塘抓鱼，也不叫他下水，只在岸上接“胜利果实”。更多的是他留在屋里，抱着“反杜林论”瞎琢磨。
其他时间他便唱拿手的外国歌曲，一曲“秋水伊人”唱到“几时归来哟，妈妈哟……”众知青泪水长流。这种放任的简单快乐，毕竟不多，大部分日子还是默默地思考所学的理论与实际的偏差。
由于那次四队何家的鸡被偷而误把他的锅砸了，被子扔到粪坑的事后，他就不大出工，生产队长刘才斌也看到知青迟早要走，少个把人出工也无所谓，况且，他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基本就不管他。这种似乎爱护却更显疏远的方式，让他反而整天冥思苦想，渐渐大脑便有人和他对话，他先是自言自语，后与对方争论，吵架，有时对着天空傻傻地笑，慢慢地通宵不睡觉，端着煤油灯瞎转游，生产队终于感到不对了，赶紧给公社汇报，给他家里去电，经检查，他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发展为“神经分裂症”。
办理病退回城后，叶建的父母，弟妹给他千般的安慰，万般的照顾，而他时而好，时而坏，有时几天不睡，叫嚷头痛；有时谁也不认识，面对他苦痛的母亲，竟视如路人，动辄往外跑，家人只好送他到相关的医院。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好几年，终于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他离家出走，从此便浪迹天涯，寻求他自己的天下，无暇顾及家人的寻找与思念，至今音信杳无。
二十多年来，母亲因过多自责，忧思过度，终于没有看到儿子归来而到另一世界。父亲及弟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仍在苦苦寻找，他们总觉得，那天他在外疲倦了会回到归巢。
叶建，你的家人不知道你在那里，你肯定知道你的亲人们在苦苦寻找你，你的朋友们，同学们也殷且的期望与你相聚，如今我们虽已两鬓霜白，儿孙满堂。（当然，也有的已经过早的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但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蕴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记载着我们欲说难言的回忆，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我回到你落户的生产队，你队82岁的老队长刘才斌，很感叹地对我讲起从前的一些事，他说：“叶建有些鬼，他那时就悄悄对我说，这样做不行，还是要回到一家一户去，我当时还有些害怕，叫他不乱说。后来，田土真的下放到户了，粮食吃不完，家家修了搂房，年轻的在大城市买了房，我孙子就在大城市读书了，跟城里人一样了。叶建，现在过得还好吧！”
尽管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轨迹，有的曾是工厂的工人；有的当过机关干部；也有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学校的教师；商业部门的销售员……，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头衔——“知识青年”。
纵然，落户的那段生活是苦涩艰难的；又是滑稽可笑的；是诙谐的；又是热闹的；是难熬的；又是快乐的。它充满了悲戚之感。如今，回头侃来，颇有味道：酸、甜、苦、辣俱在其中。今天，我们回头眺望：在这条道路上，有的人因此荒废了宝贵青春。有的人破灭了曾经远大的理想，有的人动摇了对未来生活信心，更有的人战天斗地创建了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叶建，我们相信，无论你在那里，都有碰巧的可能，看到这篇文章的照片，你多看两眼，仿佛会有些面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依稀地想起些么……果真这样那就对了，这就是迟到的家信，它在呼唤你快快地回家，亲人们，朋友们，同学们在等待你！
回家的路虽远，渐行渐宽。
原创作者：古谷 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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